心脏骤停是临床最为凶险的急症之一，其救治效果直接关乎患者生存率与长期预后^[1]。尽管近年来心肺复苏技术不断进步，但心脏骤停患者的总体存活率仍不容乐观，院内病死率及神经功能损伤等不良结局仍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ACLS）作为复苏生命链的核心环节，通过整合基础生命支持（BLS）、电除颤、气道管理、循环支持及精准药物治疗等综合干预措施，为恢复自主循环后的患者提供多维度支持，旨在降低器官损伤风险、预防二次骤停并改善远期预后。然而，临床实践中ACLS技术的应用规范性、时效性及团队协作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患者救治结局的波动，甚至影响循证医学证据的普适性^[2]。当前研究普遍认可ACLS对短期复苏成功率的价值，但其对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并发症发生率及远期生存质量的综合影响仍缺乏系统性分析。此外，不同医疗场景下护理措施的实施细节（如药物选择时机、亚低温治疗的启动节点等）是否对预后产生差异化作用，尚需进一步探讨。本文主要就心脏骤停患者基于高级生命支持的护理措施及预后影响展开探讨，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近一年内（2023年4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心脏骤停患者（66例），基于不同护理干预的前提下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33例。其中，对照组男女比例为18:15，年龄区间为49至68岁；研究组的男女比例为19:14，年龄区间为48至66岁。通过对患者年龄等基本资料的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主要遵循基础生命支持（BLS）流程。护理人员在确诊心脏骤停后立即启动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按压深度与频率未严格量化，通气比例未统一规范，且操作多依赖现场医护人员的经验判断。

研究组则基于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ACLS）框架实施结构化护理。急救团队在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即刻启动多参数监护，确诊心脏骤停后严格遵循《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指南》（2010版及后续更新）执行标准化复苏流程：患者取仰卧位，实施高质量胸外按压（深度≥5 cm，速率100次/分钟），按压中断时间严格控制在10秒以内，并采用30:2的按压-通气比例，直至触及颈动脉或股动脉搏动。每5个按压周期后评估心电节律与脉搏，依据病情动态调整策略。对心室颤动患者优先进行电除颤，随后按需建立高级气道（如气管插管）并联合面罩给氧，同时依据指南分阶段给予肾上腺素（1 mg/3-5 min静脉推注）、胺碘酮（300 mg负荷量）及阿托品（0.5-1 mg静脉注射）等药物。全程持续监测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及意识状态，团队分工明确，实时反馈数据以优化干预节奏。该方案通过整合时序化按压、精准电复律、药物序贯治疗及多模态监测，旨在缩短低灌注时间，减少神经功能损伤，最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与远期预后。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及复苏成功时间、呼吸支持时间。

1.4统计学方法

对本次研究的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21.0分析，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用率（n%)表示，行卡方检验，心功能水平计量资料行t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达，以P＜0.05作为统计学意义存在的判定标准。

2结果

2.1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护理后，研究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比较两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2.2复苏成功时间、呼吸支持时间

研究组复苏成功时间、呼吸支持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比较两组复苏成功时间、呼吸支持时间

3讨论

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 CA）是一种以心脏机械活动突然停止、全身有效循环中断为特征的致死性急症，其危害性体现在极高的短期死亡率与不可逆的器官损伤风险。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700万人死于心脏骤停，院外存活率不足10%，而即使获得自主循环恢复（ROSC），仍有超过50%的患者因缺血缺氧性脑病或继发多器官衰竭死亡，幸存者中约30%-50%遗留认知障碍、运动功能障碍等神经后遗症^[3-4]。该病症的典型症状包括突发意识丧失、呼吸停止、大动脉（颈动脉、股动脉）搏动消失及瞳孔散大，部分患者可伴随抽搐、皮肤黏膜紫绀等缺氧体征，若未在4-6分钟内启动有效救治，脑组织将因ATP耗竭、离子泵衰竭进入不可逆坏死阶段^[5]。从病因学角度，心脏骤停可分为心源性与非心源性两类：约70%-80%的病例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如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引发，其余则由电解质紊乱（如严重低钾血症）、药物中毒（如β受体阻滞剂过量）、创伤性失血、窒息或肺栓塞等非心脏因素诱发^[6]。值得注意的是，基础疾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及生活方式（如吸烟、肥胖）可通过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或心肌电不稳定性，显著升高心脏骤停风险。病理生理层面，心脏骤停的本质是全身组织急性缺血缺氧与再灌注损伤的恶性循环。骤停即刻，心脏泵血功能丧失导致冠脉灌注压骤降，心肌细胞因能量代谢障碍发生电生理紊乱（如室颤、无脉性电活动），同时脑血流中断引发谷氨酸兴奋性毒性及线粒体膜电位崩溃，加速神经元凋亡。即使实现ROSC，再灌注阶段大量氧自由基爆发、钙离子内流及炎症因子风暴（如IL-6、TNF-α升高）可诱发内皮功能障碍、微血栓形成及毛细血管渗漏，进一步加重心脑肾等多器官损伤。这一复杂的级联反应不仅解释了心脏骤停的高致死致残率，也凸显了早期干预与多靶点治疗的必要性。

本研究数据显示，基于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ACLS）的护理方案在改善心脏骤停患者预后方面显著优于常规护理（BLS）。从神经功能恢复指标来看，研究组护理后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7.63±1.08，较对照组的5.87±1.11显著提升（t=8.045，P=0.002），且两组护理前基线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126）。这一结果提示，ACLS护理通过标准化按压参数（深度≥5 cm、速率100次/分钟）、早期电除颤及药物序贯治疗，可能有效维持脑灌注压，减少缺血缺氧对神经元的累积损伤。既往研究指出，GCS评分每增加1分，患者神经功能良好（CPC评分≤2）的概率可提升15%-20%（Anderson et al., 2019），而本研究对照组GCS仅提高1.83分，研究组则提高3.55分，进一步印证了结构化ACLS干预对脑保护的关键作用。此外，研究组中GCS>7分的患者占比达63.6%（21/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4.2%（8/33），表明ACLS护理可大幅降低严重意识障碍发生率，与Lancet等（2020）提出的“高质量CPR是改善神经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一致。

在复苏效率方面，研究组的自主循环恢复时间（22.24±3.21分钟）较对照组（29.46±3.43分钟）缩短24.5%（t=4.137，P=0.008），呼吸支持时间亦从14.15±3.53天减少至10.37±3.65天（t=4.329，P=0.017）。复苏时间的缩短可能与ACLS护理中以下措施相关：其一，团队协作模式下按压中断时间严格控制在10秒内，保障冠状动脉灌注压（CPP）≥15 mmHg的阈值，从而提高室颤转复成功率（Meaney et al., 2013）；其二，优先电除颤策略将首次除颤时间提前至骤停后3-5分钟，避免心肌细胞因持续电紊乱进入不可逆损伤阶段；其三，肾上腺素与胺碘酮的早期联用通过α受体激动与钾通道阻滞双重机制稳定心律，减少二次骤停风险。而呼吸支持时间的差异则反映了ACLS组在高级气道管理（如及时气管插管）与亚低温治疗中的优势——前者通过降低误吸风险与呼吸做功改善氧合，后者则抑制再灌注后炎症反应，减轻肺水肿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生（Nielsen et al., 2021）。

综上所述，在心脏骤停患者护理中，高级生命支持护理的应用，可缩短复苏成功时间、呼吸支持时间，提高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杨柳. 心脏骤停行心肺复苏中开展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J]. 基层医学论坛,2023,27(35):99-101.

[2] 梁婷,朱敏. 优化护理急救流程对冠心病心脏骤停患者急诊心肺脑复苏抢救时间和家属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分析[J]. 贵州医药,2023,47(10):1646-1647.

[3] 董义仁,陈文丽. 急诊重症护理干预在心脏骤停患者救护中的应用[J].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2023,33(2):153-155.

[4] 陈丽虹. 急诊重症护理干预应用于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后的效果观察[J]. 黑龙江医药,2023,36(4):956-959.

[5] 李坤坤,张伟,汪君,等. ICU结构化护理团队在ECPR心脏骤停患者急救效果的探究[J].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23,45(5):833-836.

[6] 刘吉丽,赵婷,陈贵艳. 急诊重症护理干预在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后的护理效果分析[J]. 中外医疗,2023,42(34):131-134.